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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知道是那个语言学家发明了“黄牛党”一词，用来代指那些经常靠倒票获利的人。细细想来有点牵强，但是大众基本接受了，而且大概也明白是什么意思，所以我得借用一下。
象我这样以流窜为生的人，与“黄牛党”打交道是经常的事情，尤其是每年中国的春节和两个所谓的黄金周。
第一次与“黄牛党”接触，是在2001年春，我丢开那个要死不活的单位，要带着发财大梦只身南下。然而，到了贵阳就走不动了。汽车票贵阳到广州一票600元，钱不够。火车硬坐票才86元，可是十天内的票早就售完了，而且排队买票的队伍已经在广场外排了很长很长，还不断有人迅速加入到其中。我很茫然，提着行囊转来转去没有主意。身边不时出现一些其貌不扬的女人：“住店了”、“休息了”……最后补充“有小妹哦！”突然有人用力拍我的肩，我回头，是一黑瘦男人。他问：“要不要票？”我说要。他又问：“到浙江还是广东？”我说广东。他还问：“只有卧铺要不要？”我问多少钱。他答：“到广州卧铺220，但是票价上要多加100元手续费。”我说钱不够。他看了我一眼，扔下一句：“那没有办法了。”走了。
如果不是因为资金不够的话，我当时会立即答应这个黑瘦的票贩子，就算在票价上加100元也接受。因为那种摆脱贫困的欲望，那种行走无望的困惑，那种退守老巢的不甘，总在折煞我的心。仿佛一个绝望的人想要寻求跳楼自杀，转了半天却找不到足够的高度。
初春的贵阳，小雨最多情。我鞋上的稀泥越积越多，引得很多察鞋女人的吆喝。我累得不行，于是坐下来察鞋。帮我察鞋的阿姨问我去哪里。我说去广州。她又问什么时间的火车。我说还没有买到票。她继续问我愿不愿意买高价票。我说可以，但是要硬坐的。她立即停下干了一半的活，让我等等，她去小店打传呼就回来。一双鞋还没有察完，她呼叫的人就来了，居然又是那个黑瘦男人。他一走近就指着我问：“是他？”在得到肯定答复后对察鞋的阿姨说：“现在硬坐票难拿，而且挣不到钱，以后不买卧铺的就不要联系了。”转过头又说我：“兄弟，以后出门尽量多带点钱。”他让我等等，转身离开。很久很久，那个黑瘦男人终于又回到察鞋的地方，递给我一张皱巴巴的车票：“今天晚上的，你加30元算了。”我赶紧连声称谢，颤抖着手掏钱给他。他接过钱说：“票是真的，我不会害你的。”说完迅速离去了。
时隔数年，我回想起刚跨出家门时的情景，就会想起那个黑瘦的票贩子，并感动。
后来，由于工作的关系，我几乎每月都要搭乘好几趟火车。单纯从开支方面来讲，其实坐火车卧铺和乘飞机的开支悬殊不大，但是我心理总是觉得飞机不安全。如果不是遇到很急的事情，我是一定要坐火车办公的。给公司的理由是节省开支。所以，中国各大、中城市的“黄牛党”，我基本上都光顾过他们的生意。我的经验丰富的很。无论什么样的城市，火车站附近的商店、话吧、旅馆、大酒店的商务中心、行李寄存点等等，总有一处可以和“黄牛党”联系上。如果这些地方你还没有联系上，那你随便问一个在火车站流动卖快餐或卖地图的，他们一定会帮助你实现买票的目的。
最恶心的一次交易，是2004年5月黄金周期间，发生在湖南张家界。张家界是个旅游景点，当时确实一票难求。我问了很多“黄牛党”的人，都说没有票。后来一个抱孩子的女人主动来问我到哪里。我说要去怀化。她说要加价50元。我答应了。她又说让我先把钱给她，她才去拿票。我琢磨了一下，估计她不会骗我，我便把钱给她。她一手捏着钱，一手抱着孩子，让我原地等一下，转身朝一个小巷子里拐了进去。我突然觉得不妥，赶紧尾随其后。进了巷子约50米，她向右转入了另一条巷子。我担心她会回头发现我，我停顿了一下才又跟进那条小巷。可是这条巷子很短，不到100米，另一端就连通大街了。那个女人不见了。我快步走出巷子，四处环视，依然不见。我知道上当了，懊悔得不行。自以为是老江湖，却吃亏在一个假“黄牛党”手里。本想另想办法弄票，可是我心里不甘心。她既然在这里消失，也必然会在这里出现。我干脆走到大街的对面，找一家小吃店坐下来吃东西，眼睛却盯着对面巷子出口附近的所有行人，不能放过任何那个女人可能出现的机会。
巷子出口的左边是一家银行，里面只有几个人在办理业务。右边是一栋比较陈旧的楼房，二楼的一个窗口挂一“住宿”红布，三楼的窗户全关了，里面是黑糊糊的窗帘布。突然，我发现有一个黑糊糊的窗帘布被掀开了一点，里面露出一个人头，好象在扫描大街上的物件那样看着街面。我一下子就认出了，她就是那个骗子女人！我马上掏出一个装毛巾的红色袋子，走到街面冲她摇晃，我大声对她说，要她马上下来，否则我就报警了。那女人先是向后缩了一下，又向前看了我一眼，就再没有掀开过窗帘了。她可能听不清楚我的语音，但是一定明白我要表达的内容。我又后悔了，为什么不直接报警呢，现在她肯定躲得更隐秘，更难找到她了。我回小吃店坐下，继续吃东西，继续埋怨自己。不一会，店里进来三个黝黑粗壮的男人，其中两人坐在我旁边的椅子上，另一人径直走到我面前坐下。坐在我面前的家伙环视店内一眼，开口了：“朋友，到怀化的票没有了，只有一张到吉首的站票，如果你用得上你就拿去用。”说着把车票递到我眼前。我明白他们的身份了。接过票，问他：“那我从吉首到怀化怎么办？”我面前的男人说：“已经尽力了，你最好不要再自找麻烦！”然后意味深长地看我一眼，带着另外两个，走了。
我郁闷之极，自认倒霉。我一直没有想清楚那个女人是不是真的“黄牛党”。
说来朋友们可能不信，我曾经在西安火车站，从值勤警察的手里买到过高价票；而在郑州，我曾经遇到这样的情况，购票者排队到售票窗口，工作人员告诉说已经卖完了的车票（车次），我把钱给“黄牛党”后，“黄牛党”的人直接挤到售票窗口，售票员马上就递给他排队者购买不到的车票（车次）。
最费解的一次与“黄牛党”交易，是2005年8月，在黑龙江黑河火车站。从黑河乘飞机到哈尔滨需要一个多钟头，坐火车一般是9小时。当时是下午，我打听到有一趟火车晚上从黑河开出，次日一大早就到哈尔滨。我想，买张卧铺睡一觉就可以到哈尔滨了，所以决定坐火车。黑河火车站比较小，购票的人也非常少。我刚刚走近售票厅大门，两三个老太太就围过来问我要不要卧铺票，并且向我强调每张票只加30元。我说自己去售票窗口购买。老太太们一下子都笑了，用一种很优越的口气告诉我：“如果你能在售票窗口买到卧铺票，我们这些人早就饿死了！”我不服气，心想都是客流淡季，而且购票者又稀少，卧铺票应该是有的。可是我到售票窗口一问，果然没有卧铺票了。我只得向那几个“黄牛党”阿姨妥协，从她们手里买了卧铺车票。上车后，卧铺车厢只有很少的几名乘客，列车广播一遍遍重复播音：“卧铺车厢还有空余铺位，有需要的旅客请补卧……”我当时的感觉是想吐。
“黄牛党”的存在好象是不合法的，但是总是处处喊打，处处生根。不过，中国国情一向如此，制度过剩而执行无力。如果没有“黄牛党”，还真不知道“铁老大”会如何表现呢。相关管理部门天天喊端掉“黄牛党”，但是我坚信，就算十年之后，“黄牛党”依然健在。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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